河朔三镇，又称河北三镇，是指唐朝末年藩镇割据时位于河朔地区的三个藩镇势力，即卢龙(或称幽州，现北京及长城附近一带)、成德(卢龙以南和山西省接壤的地区)、魏博(后改称天雄，渤海湾至黄河以北)。
756年，肃宗于灵武即位后讨伐安禄山、史思明叛军，李泌提出牵制敌军、夹击涿州市的策略，但肃宗急欲收复两京未采纳，导致敌人在幽燕的根据地未被扫荡，埋下藩镇割据隐患。安史之乱后，朝廷无力管控河北省，原安史降将瓜分河北道，形成相卫、魏博、成德、卢龙四个藩镇势力，它们趁朝廷休养生息之际，在政治上自行任命文武将吏，制定独立的法令；在经济上，户籍不向朝廷登记，赋税不上交朝廷，加强物质储备，建立核心武装牙军集团。773年，河北四强经兼并混战变为三强，河朔三镇格局正式定型；德宗至李纯时期，三镇为维护节帅世袭权与朝廷激烈冲突，先是发动“四镇之乱”迫使德宗妥协承认世袭权，后在宪宗削藩的压力下短暂归附，但此时牙兵集团已成长为左右地方政局的强大力量。李恒时期，牙兵集团为维护既得利益发动“河朔再叛”，朝廷彻底放弃对三镇的干预，牙兵掌控了节帅的生杀废立权，53年间爆发14次军乱，更换26任节帅，内部矛盾急剧激化；唐末农民起义后，山西省李克用与宣武朱温两大藩镇争霸河北省，三镇被迫沦为附庸，最终在外部强藩征讨与内部牙军集团和节帅的尖锐冲突下，河朔三镇的割据历史落幕。
河朔三镇是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的发源地和最大势力区，内地节度使也效仿河朔，实行武装割据，各地有几十个藩镇据地自守，形成持续了一百多年的藩镇割据的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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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756年肃宗即皇帝位于灵武，主持讨伐安史的军事之后，李泌曾向他建议，令李光弼自太原市出井陉县，郭子仪自冯翊入山西省，这样便可以使史思明、李宝臣不敢离范阳、常山，安守忠、田乾真不敢离长安，以两军便可牵制住敌方的四员大将。再以所征诸道兵屯于扶风，与郭子仪遥相策应，然而不攻城，不遏路，只是相机出击，使敌方疲于奔命，以为牵制之师。主力军却应当并塞北出，与李光弼南北犄角，夹击涿州市，覆其巢穴。肃宗平时最喜听李泌的意见。但因这时他急欲收复两京，遂对泌此项建议不肯采纳，以致后来两京虽经收复，而敌人在幽燕的根据地却未受扫荡。这一着之差，便等于为后来的藩镇割据局面培育了根苗。
安史之乱大致平定之后，唐政府的君臣们都急于求得一时的苟安之局。一则由于这时唐廷军力并不能根除安史势力，另一则是由于，紧接在河北省平定之后，掌握唐廷最高军权的铁勒仆骨部人仆固怀恩（安史余部大都归降在他的属下，而他的部属也于最后追击史朝义直至幽州）和其他诸将一齐被解除了兵柄，这使得仆固怀恩意识到：只有让大敌继续存在，才可以始终保持他自身的功名和禄位；若使后患全消，则他便无可藉以为重。他遂极力主张瓜分河北之地为几个大镇，付授给已经归降的安史旧部。因此，唐廷遂即把河北分为成德、幽州（后兼卢龙县）和魏博三镇，各委安史降将一人为节度使。
历史沿革
形成与扩张（763-779年）
从李豫广德元年到大历十四年这十四年间，河朔三镇利用安史乱后朝廷无力控制他们的有利时机，抓紧时间厉兵缮垒，扩展势力。由于朝廷对割据采取姑息政策，三镇在与中央矛盾相对和缓、而藩镇之间为争夺地盘不断展开较量、火并。同时，这一阶段也是河朔三镇牙军集团的初置阶段。牙兵是藩镇武装力量的核心，它的建立支持了藩镇的长期割据。
安史乱后，安史叛乱的策源地——河北道被四名安史降将瓜分：薛嵩为相卫节度使，领相、卫、邢、洺、贝、磁六州；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，领魏、博、德、沧、瀛五州；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，辖幽、莫、妫、檀、平、蓟六州；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，领恒、赵、深、定、易五州。
安史之乱虽被平定，但却由此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危机：经济凋敝、边防空虚、河陇失陷、内乱不已。外患内忧使朝廷应接不暇，根本无力顾及远在东北的安史余党。而河北省各镇正是利用朝廷忙于医治战争创伤、无暇他顾的天赐良机，拼命扩充军备，并伺机抢占地盘。因为他们深知，中央一旦摆脱目前的窘境，是不会对这种割据不臣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听之任之的。而藩镇要维护既得利益，就必须增强力量，有了强大实力做后盾，才能与中央抗衡。为此，他们采取各种措施：政治上自署文武将吏，法令、官爵自搞一套；经济上“户版不籍于天府，税赋不入于朝廷”，不断加强物质储备；军事上治兵缮邑，扩充军力。如魏博田承嗣拥兵十万，成德李宝臣也有“马五千，步卒五万”，并继续“招集亡命之徒，缮阅兵仗”。卢龙县李怀仙则有劲卒数万。为巩固统治，他们还从军队中选拔骁勇之士组成牙军。牙兵待遇丰厚、地位优越，是藩镇军队的核心力量。在招兵买马的同时，他们还觊觎邻道，抢占地盘。766年，卢龙兵马使朱希彩杀李怀仙自代，成德李宝臣以复仇为名立即兴兵，其目的却是趁乱打劫，伸展势力。不久，诸藩又展开对相卫镇的疯狂争夺。
773年，昭义节度使薛嵩死，魏博田承嗣趁机出兵，尽占相、卫、磁、洺四州之地。成德李宝臣、淄青李正己无法容忍，上表朝廷，请求讨魏。在河东、成德、卢龙县、淄青、淮南西路诸道军队的联合打击下，田承嗣接连败退，部将多叛。在形势于己不利情况下，田承嗣以利益均沾为条件说服二李退兵，从而扭转了被动局面。朝廷无力继续进讨，遂赦其无罪。通过此役，田承嗣取得相、卫、贝四州，李宝臣得到沧州市，朱滔占据瀛州，李正己夺得德州，河北省三镇地盘皆有扩展，原来的河北四强变为三强，河朔三镇之格局基本定型。
结盟抗唐（780-820年）
德宗至李纯时期，河朔三镇与朝廷之间围绕着藩镇割据的核心问题——节帅世袭权展开激烈争夺，甚至多次兵戎相见。各镇在“期以土地传之子孙”的共同利益驱使下，由第一阶段的相互蚕食并转而结为同盟，连衡抗唐，而朝廷由于实力有所增强，志革前弊，坚决否认各镇的世袭，试图改变其割据不臣的状况。双方接连进行了两个回合的较量。
河朔三镇虽跋扈不臣，但尚须朝廷形式上的任命，诚如李德裕所说：“河朔兵力虽强，不能自立，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。”因此，朝廷是否承认其子孙世袭权就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。781年，成德李宝臣死，子李惟岳自为留后，要求朝廷认可。即位不久的德宗锐于削平割据，坚决不许。为维护共同利益，李惟岳遂与魏博田悦、淄青李纳、山南东道梁崇义连兵拒命，共同起兵反唐，史称“四镇之乱”。德宗派兵征讨，不久，梁崇义兵败被杀；成德兵马使王武俊杀李惟岳降唐；田悦遭受重创，率残兵退保魏州；李纳在河南省诸军的打击下声势日蹙。形势对朝廷十分有利，平定叛乱指日可待。但就在此时，朱滔与王武俊倒戈，加入叛军行列，使局势发生逆转。导致二人反叛的直接原因是朱滔不得节帅并失赵、定二州。实际上还有深层的因素，就是德宗“志欲扫清河朔，不使藩镇承袭”的雄心壮志使三镇不寒而栗。他们深知，如果朝廷取胜，则河朔三镇割据一方的局面将不复存在，子孙永享“万世之利”的梦想将化为泡影。另外，三镇在地理上连成一片，他们之间有着“魏存，则燕、赵无患”，“魏亡，则赵燕为之次”的相互依存、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，只有三镇连兵，共同抗唐，才能使目前的割据状态长久维持下去，子孙受益无穷。素有异志的朱滔、王武俊正是基于上述考虑，为使“他日永无水患矣”，才决心加入叛军行列的“势同患均”的利害关系和子孙永享万世之利的勃勃野心使三镇“转寇为父子”，迅速站到同一立场上，结为同盟军。782年，淮南西路李希烈起兵，更壮大了叛军声势。前往淮西平叛的泾原镇兵马在经长安时又发生哗变，攻入长安，德宗狼狈逃往奉天。叛军拥立朱滔兄朱泚为大秦皇帝，兵锋直指沈阳市。德宗在迫不得已情况下，于784年正月下罪己诏，与四王妥协，承认了其节帅世袭权，四王才“皆去王号，上表谢罪”。德宗经过连续打击，平藩锐气顿消。史称：“德宗自经患难，务为姑息，不生除帅；有物故者，先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。中使或私受大将赂，归而誉之，即降旄钺，未尝有出朝廷之意。”河朔三镇之父子相袭，或由部下拥立，朝廷只能事后追认而不得擅改。
806年，李纯即位，接连平定了西川刘辟，镇海李锜叛乱，平藩信心大增，欲振纲纪，“以法度裁制藩镇。”恰在此时，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，子王承宗自为留后，献德、棣二州以换取朝廷支持。但他出尔反尔，导致朝廷出兵征讨。此役历时十个月，由于统帅威令不振，诸镇兵各保实力，作战“莫肯率先，递相顾望”，因此，尽管朝廷派兵二十万，花费七百余万缗，但未能奏效，以双方妥协了事。
815年，朝廷讨伐淮南西路吴元济，王承宗等人派焚官仓、宰杀宰相，阻挠朝廷军事行动。李纯大怒，发兵十万，再讨成德。但历时两年而未能成功。于是又罢河北省行营，并力征讨淮西。818年，蔡帅吴元济被擒，王承宗震恐，惧朝廷兴师问罪，乃割地输税，表示归附。
812年，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举六州之地归唐。魏博之归顺，是由割据初期节度使的“分兵之策”导致的。起初，三镇节帅为巩固统治，防止大将篡权反叛，便将军队交与诸将分领，使其“势均力敌”，互相牵制。同时，厚赏将士感其德，严刑峻法使其畏威，用软硬两手制约诸将，使其不敢有非分之想。但其前提是节帅须有制约力，此招方可奏效。田承嗣等皆是跟随安禄山征战多年的骁将，其才能声望足以控制手下诸将，使其为己卖力。但割据藩镇往往是父死子继、后继者良莠不齐。如果他们干练果断，则上下相安无事；如果是庸懦之辈或孺子，才能声望不足驭众，则向日分兵自固之策，反成今日祸乱之源。812年，魏博节帅田季安死，子怀谏继袭，年仅十岁，军政大事决于家僮蒋士则，“数以爱憎移易诸将”，致使诸将不满，心生怨怒。加之朝命久不至，军心不安。因此，魏博牙军数千人一旦而起，拥立“有勇力”颇得军心的都知兵马使田弘正为帅。大将代起主帅，这是邻道诸藩深恶痛绝之事（恐本道将仿效），淄青李师道就以“与田氏约相保援”，而田兴“非田氏族”为由，欲与成德合军讨之。在此形势之下，田兴要立足于强邻之间，唯一出路就是依靠朝廷，若“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，则立为邻道所齑粉矣”。依靠朝廷以求生存，是田兴归唐的主要原因。
卢龙镇自兵马使朱希彩杀李怀仙后，节帅主要是由军士拥立。李纯时，刘总的帅位也是与帐内小将合谋，通过杀父屠兄后夺得的。故其内心一直惴惴不安。到了晚年，刘总“恐悸尤甚”，故请出家，“冀以脱祸”。借落发为僧来赎其滔天之罪，并逃避与其父兄同样的下场。因此，卢龙县在其他两镇相继归顺后也表示归附，这是其在失去“党援”孤立无助情况下采取的自安之计。
总之，河朔三镇的暂时归附是在内外双重压力下出现的。外部压力来自朝廷。宪宗即位后，削藩意志坚定，接连平定了西川、镇海的叛乱。特别是跋扈多年的淮南西路、淄青的平定，使三镇震恐不已。他们看到了朝廷剿灭的决心和力量。与其被朝廷剿灭，落个身首军门的可悲下场，还不如顺势献地献款，暂时归附，既避免了与朝廷的正面冲突，又可继续统帅一方。内部压力来自本镇已成长起来的牙军集团。在藩镇割据初期组成的牙兵至此已发展为一股强大势力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地方政局，在节帅选立问题上也有很大发言权。主帅必须从牙兵的意志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，帅位才能稳固。所以，三镇节帅才“皆亲冒寒暑，与士卒均劳逸”，以取悦牙兵，争取军心。否则，不仅难以维持统治，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。可见，牙兵集团成长壮大后已违背了节帅原来用以自固的初衷，并开始走向其反面，其结果就是节帅与牙兵之间矛盾冲突逐渐增多，迫使节帅向朝廷靠拢，依靠朝廷的支持来稳定自己的地位。
走向衰败（821-874年）
从李恒长庆元年至李儇干符元年（黄巢起义前）这段时间里，藩镇牙军集团势力继续膨胀，致使三镇在短暂归顺后很快又恢复了割据状态。自李湛时开始，朝廷即放弃了对三镇的争夺，将其置之度外，从而使朝廷与藩镇矛盾相对缓和，而三镇内部节帅与牙兵集团之间的冲突则日趋激烈，上演了一幕幕“骄兵逐帅”的地方剧。李纯时河朔三镇节度使虽已表示归顺朝廷，但未能得到其牙兵集团的支持。牙兵集团自建立后就“丰给厚赐，不胜骄宠”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“父子相袭，亲党胶固”，至此，已发展为一支凶悍的、能左右地方政局的强大武装力量。他们都是世袭的职业兵，依靠节帅给予的优厚待遇和赏赐来养家糊口，其“凶戾者，强买豪夺，逾法犯令”，而一旦归顺朝廷，就会失掉世代享有的经济特权，其不法行为也将受到遏制。因此，为维护既得利益，他们大都支持割据，并终于导致李恒时的“河朔再叛”。
821年5月，朝廷任命张弘靖为燕帅。虽然他在河东时以“宽简得众”，甚有声誉，但在卢龙县却无法立足。牙兵集团本来就对外来节帅持敌视和排斥态度，张弘靖至燕后不谙河朔旧俗，“雍容骄贵”，不体恤士卒，又纵容判官韦雍等克扣军士粮饷，且“数以反虏诟责士卒”，致使军中人人怨怒。7月，士卒连营呼噪作乱，囚张弘靖，推军校朱克融为帅。同时，朝廷派至成德为帅的田弘正也被牙将王廷凑杀死，僚佐及家属三百余人同时遇害。朝廷急诏泾原节度使田布为魏帅，率军讨叛。但“魏与幽、镇本相表里，及幽、镇叛，魏人固摇心”，且魏博牙军屡经优赏，“兵骄将富”，莫肯为用”，根本不听田布指挥。将史宪诚趁机鼓动军士作乱，军人多谏归史宪诚。田布将诸将商议再度出兵，诸将皆曰“尚书能行河朔事，则死生以之；若使复战，则不能也。”田布不愿行“河朔旧事”，因而无法得到牙军支持，被迫自杀。史宪诚“乃谕其众，遵河北故事，众悦”，奉史宪诚为帅。至此，三镇皆叛，连兵抗唐。朝廷虽发诸道十五万之众征讨，但“屯守逾年，竟无成功，财竭力尽”，只好与叛军再度妥协，从而“再失河朔，迄于唐亡，不能复取”。
此后，朝廷完全放弃了对河朔三镇的争夺，在节帅选拔问题上采取姑息放任政策。史称“河朔自艰难以来，列圣许其传袭，已成故事。”朝廷视军情所附，因而授之，牙兵集团完全控制了节帅的生杀废立之权，成为三镇实际主宰者，节帅反而成为其意志的执行者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被逐被杀，甚至举族被害。因此，随着牙军集团势力的日益膨胀，节帅与他们之间的对立冲突也愈演愈烈，主要表现就是节帅代易频繁、军乱屡屡发生、地方动荡不安。在这一阶段53年时间里，河朔三镇发生军乱14次，共代易26帅，其中9人被杀、5人被逐。除李恒时三帅田布、田弘正、张弘靖由朝廷任命、旋即被逐被杀外，其余各帅皆是由牙兵集团拥立的，节帅执政时间之长短也完全由其操纵。
三镇覆灭（822-921年）
唐末农民大起义沉重打击了唐王朝的腐朽统治，使之处于名存实亡、风雨飘摇的境地。各藩镇之间“互相吞噬，惟力是视”，从而拉开了唐末兼并战争的序幕。因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山西省（晋）节度使李克用、宣武（汴）节度使朱温成为唐末最强大的藩镇。他们各有图王之志，相互之间展开激烈争斗。河北省则成为两强争夺、厮杀的主要战场。河朔三镇在无力抗衡的情况下，或附晋、或附汴，逐渐沦为两强的附庸，并随着其牙军集团势力的覆灭而结束了各自割据的历史。
魏博兵精粮足，首先成为晋汴争夺的对象。890年，朱全忠出师击魏，五战五胜。魏博罗弘信无力对抗，只得遣使厚币请和，“魏博自是服于汴。”罗弘信此举又引起李克用不满，898年，晋绥军大举攻魏。朱温出兵相救，生擒李克用之子落落，父子之爱，使魏博父恼，“自是太原市之师，每岁侵扰魏境。”魏博处境险恶，只得长期依附朱全忠，勉强存。成德与太原一山之隔，成为李克用觊觎的目标。李克用虎视山东省，“欲兼并定远，乃连年出师以扰属之邑”，杀获甚众。成德则因于侵暴，求救于燕。卢龙县军成多次出兵相助。成德恃燕之援，才得以自保。893年，客居成德的卢龙镇将王镕帅位，被镇州人杀死，由是燕、镇交恶。王镕既失燕之助，遂向晋营求和。军力强盛的朱温也志吞河朔，王镕亦不敢得罪，只好纳质请盟，以求苟安。此后，成德先依汴、后附晋，长期在两强夹缝中苟延残喘。唐末群雄逐鹿，燕将刘仁恭依靠晋绥军夺取位后也募兵众、啸聚闾门，欲与强藩争锋。898年，刘仁恭夺取沧、景、德三州，兵势甚盛，存有吞河朔之志，终于招致汴军的征讨。从899年起，朱全忠连年兴师伐燕，杀获十余万，重创燕军。
在外部遭受强藩征讨的同时，三镇内部牙军集团与节帅的对立冲突也发展到极点。在魏博，节帅罗威就“以牙军骄悍，欲谋汰之”，但因力不能制，隐忍未发。905年，朱温将兵北征，绍威“仅以身免”。人身安全受到极大威胁的罗绍威告急于朱全忠，朱全忠发兵十万，声言击沧州市，突袭魏博牙军“，凡八千家，皆赤其族，州城为之一空”。牙军覆灭后“，魏之诸军皆惧”，绍威虽百
般抚谕，但诸军“猜怨益甚”，终致大乱。大将史仁遇聚众反叛“，巡内诸县多应之”。罗绍威依靠汴军，历时半年才平息叛乱。诛灭牙军集团，虽暂时解除了内部威胁，但“魏兵自是衰弱”。
卢龙刘仁恭因“骄侈贪暴”招致牙军的不满，其子刘守光趁机囚禁仁恭，夺据帅位。刘守光残虐甚于其父，大开杀戒，“仁恭将佐及左右，凡守光素所恶者皆杀之”，致使众叛亲离，“军士亡叛，多入于辽朝。”刘守光不仅不思悔改，反而在众将的一片反对声中自立为大燕皇帝，彻底失去牙兵集团的支持，为卢龙带来了灭顶之灾。
成德内部矛盾在节度使王镕执政后期激化。王镕晚年多事游嬉，“不亲军政，多以阉人秉政”，且盛饰馆宇，又惑于左道，因而引起牙兵集团强烈不满，并导致军乱，为自己带来杀身灭族之祸。
外有强藩征讨，内有牙军集团与节帅的尖锐对立冲突，河朔三镇在内外双重打击下，很快走向衰亡。909年，魏博罗绍威死，幼弱的罗周翰继立。912年，“久欲图之”的宣武节度使杨师厚出兵魏博，赶跑了罗周翰，魏博割据就此结束。卢龙刘守光称帝后，成为强藩征讨的众矢之的。913年，晋绥军攻破幽州，刘守光出逃后被擒，卢龙落入李克用之手。921年，成德裨将张文礼作乱，杀节帅王镕，自为留后。出征在外的裨将符习依靠晋军，回师攻讨，讨灭张文礼。成德也落入李克用之手，割据结束。
史书记载
“河朔三镇”见于《旧唐书》列传第六十九、九十二、一百一十一，《新唐书》列传第六十七、七十三、志第四十等；“河北三镇”见于《旧唐书》本纪第二十上、列传第一百一十三，《新唐书》列传第一百四十三等。
影响
河朔三镇是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的发源地和最大势力区，内地节度使也效仿河朔，实行武装割据。唐朝各地有几十个藩镇据地自守。持续了一百多年的藩镇割据局面形成。
参考资料 >